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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胜军:大国博弈、全面改革与经济转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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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体制的抗压能力,是美国所无法比拟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,特朗普就不是大问题。 

? 文/刘胜军

11 月 19 日,由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、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、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、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、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、上海上市公司协会、上海市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、上海股权投资协会、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,钜派投资、有鱼普惠联合主办的“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 23 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办,特邀刘胜军微财经创始人刘胜军先生,作题为“大国博弈、全面改革与经济转型”的主题报告。

此前在“陆家嘴资本夜话”发表演讲的嘉宾有:焦瑾璞、彭文生、秦朔、陈琦伟、连平、卓福民、华民等

要理解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,主要应从三个角度把握

1、中美之间的博弈,即修昔底德陷阱;

2、经济的转型,即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;

3、全面改革。

1

中美世纪博弈

对于中美间的“世纪博弈”,我从两个演讲说起。

第一个演讲是今年中国国庆期间,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讲。彭斯与特朗普截然不同,他是典型的职业政治家,理性、冷静,因此由他公开表达对中国的遏制战略,更能引起关注。彭斯揭开面纱,毫不掩饰美国现在对中国采取明显遏制态度的原因:美国认为中国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贸易、科技等几乎所有方面挑战了美国的领导地位。重要的不是中国冤不冤枉,而在于美国的看法,既然美国认为中国有威胁,那么就一定会带来冲突。彭斯的演讲,是中美之间对抗升级的标志性事件

第二个演讲不如彭斯的演讲影响之大,但同样意义重大。去年 12 月份,美国白宫原战略顾问、被称为“影子总统”的班农,在东京做了长篇演讲。班农的演讲,一来解释了特朗普的当选是其迎合底层民众诉求的必然结果;二来提醒美国人,注意中国对美国的全面威胁。班农认为,“一带一路”、中国制造 2025、中国的 5G、人民币国际化都对美国十分危险,中国过去曾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,到 2030 年可能会超越美国,重返全球第一。这些因素对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带来了严重威胁。

将彭斯、班农的演讲结合起来,可以得出中美贸易问题并非单纯的贸易问题。它可以分为四个层次

1、贸易问题,即缩小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;

2、大国冲突,即修昔底德陷阱(当新兴国家崛起时,老牌大国肯定会进行打压);

3、美国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争夺(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发生,直接决定中美两国的命运);

4、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差异(中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差异,正在成为美国和欧盟敲打中国,向中国施压的理由)。

如果说彭斯、班农是按照这一届美国政府的思维来表态,那么保尔森的观念可能比前两位更加中立。保尔森被称为中国人的老朋友,他是原高盛负责人,与中国有多年的生意往来,来中国的次数多达 70 余次。他正式建立了中美之间的年度战略对话机制,建设性地推动了中美之间问题的解决。这次在新加坡的“布隆伯格新经济论坛”上,他说了许多“掏心窝的话”:

第一,中国入世至今的状态是不能被人接受的,特别是高关税和许多行业的壁垒;第二,过去十五年,中国失去了改革开放的大胆精神,虽然经济增长很快,但改革的脚步放慢了;第三,中美贸易问题,也许能在 G20 上两国能达成协议,数月内解决,但中美之间的冲突会多层次、长期化,挑战不仅限于贸易问题;第四,不要指望民主党、美国商界,从美国国内舆情来看,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,中国应当做出大胆的改变,继续进行改革开放,这才是应该寄希望的。

对中国来说,“改革”不是新词,秦国的商鞅变法、宋朝王安石变法、明朝的张居正变法,实际上都是改革。但“开放是新词,1978 年的改革开放,是中国数百年来第一次敞开胸怀。“开放”倒逼“改革”,对于中美贸易的冲突也是一样,我们其实可以更冷静的思考,美国的诉求是什么。我认为,美国的诉求有五点:降低关税、开放更多行业准入、保证国有企业竞争中性、划清政府和企业的边界、保护知识产权。对于特朗普的战略,我们最应该做的是真刀实枪改革,把自己的事做好。把外部压力变成改革开放的动力,这样的压力实际上对我们并非是坏事

行胜于言。中国在过去几个月,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。比如,博鳌论坛上宣布了金融和汽车行业开放等一系列具体的措施,许多措施业已得到兑现;中国虽还未同美国达成协议,但已经把关税从 9.8% 降低为 7.5%,展现了我们的高姿态;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,我们非常有诚意地告诉其他国家,中国不仅靠出口,也靠进口来推动经济发展;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,已经从水墨画转向了工笔画。过去中国可能确实比较关注速度、项目,今后更多的关注可持续性,特别是双赢。

对于中美贸易问题,还有几个认识问题需要大家理性看待。第一,修昔底德陷阱源于人性,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根本性转变是必然的,即使特朗普被弹劾,出现了民主党总统,格局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;第二,即使中国低调了,中美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;第三,贸易战是可以解决的,最近特朗普的语调已发生了很多变化,但是大国的博弈会长期化、显性化,对此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;第四,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放大了我们之间的冲突和危险,包括对处理问题的态度,面子文化等等,会加剧中美之间的冲突;第五,中美政治结构不同,美国政治结构短期多变,而中国的则长期稳定。长期而言,中国更占博弈优势。另外,中美股市的变化也影响到双方博弈的心理,对于中国来说,虽然我们也有包括股市在内很多的挑战压力,但我们体制的抗压能力,是美国所无法比拟的

所以,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,只要我们中国做好自己的事,特朗普就不是一个大问题。就算特朗普成功的在贸易战中迫使中国做出了让步,如降低关税、开放一些领域,美国会得到好处,但中国得到的好处会更大,对中国来说更加有利。改革开放不仅有助于外企,更有助于中国自身,有助于我们的经济转型。

真正的危险在于:当美国威胁中国经济增长时,我们是选择通过货币刺激去稳定增长,还是通过深化改革来稳定经济,两种做法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。所以,贸易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应对它的问题。我们要充分汲取日本 80 年代应对贸易战的教训。

2

中国经济的转型

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,我们对于经济转型做了很多的探索,中央提出了很多新政策、新名词,我们对经济转型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。但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,从 2008 年到 2018 年这十年间,究竟哪些举措是对的,哪些举措是错的。

我认为过去十年间,中国做的最正确的事有四件

一是修高铁,我们巧妙地拥有了中国高铁自己的技术,不光在国内修,还到全世界去投标,甚至一度赢得了美国的标;而且“高铁经济”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。

二是早期对待互联网宽容的态度,包括腾讯、微信、微博等,使得今天的中国拥有了许多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,在互联网领域有了一席之地。

三是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改革,这是能影响中国二、三十年甚至更长期的改革。

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2015 年时,中国经济一度遇到了硬着陆,反映的指标是用电量增速的急剧降低。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去产能和房地产去库存的提出,使得用电量增速迅速反弹了。

反观过去十年,同样有教训存在。第一个教训,就是我们一再拒绝市场出清。我们不愿意面对市场出清的短痛,所以制造出了长痛。第二个教训,是我们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,政府通过大量的投资,特别是基建投资来拉动增长。通过基建投资拉动增长是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经验,但政府政策的导向容易引起资源分配的不均衡,民营企业越来越艰难。因此,我们在看到高铁成效的同时,不能忽略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。

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认为,过去几十年,中国很成功,经济平均增速 9.6%,但未来还有很大空间。为什么刘鹤副总理这么自信?因为中国有三大增长潜力——创新潜力、消费潜力、城镇化潜力。中国的创新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,但差距越大,说明潜力越大;2008 年前的 G2 称为“中国生产、美国消费”,消费能力是最稀缺的资源,一旦没有人消费,就会造成产能过剩,经济危机,而中国的内需潜力非常之大;中国城镇化按照常住人口来看,进展较快,但如果按照户籍来衡量,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欠账,这些欠账都是我们的潜力。

过去十年,中国非常依赖于出口、人口红利、投资、房地产牛市,但这四大动力都已到达极限或拐点。未来我们必须靠创新、消费和城镇化,这是我们经济转型的实质。经济潜力的释放依赖于体制的改革,只有改革,才能清除壁垒和障碍,把红利变成现实的增长动力。

三大潜力要进行释放、造福经济增长,却各有各的压力和挑战。

对于创新来说,创新对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要求很高,要有严格的产权保护,要减少政府的审批、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,还要改变教育,将教育去行政化,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。此外还要打破垄断,除了行政垄断以外,互联网巨头的新型垄断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对于消费来说,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为 39.3%,远远低于 60% 的世界平均水平。为什么差距这么大?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消费,而是不敢消费——中国的储蓄率位于世界前列。中国有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,遗憾的是教育、养老、医疗、住房构成了我们的四座大山,不解决这四座大山,我们的消费潜力难以释放。

对于城镇化来说,同样潜力很大,但城镇化遇到的难题——居民的户籍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——非常考验政府的决心。城镇化的提高,农村居民进入城市,会对教育、养老、医疗等各方面提出需求,政府必须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以解决问题。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出 60 条 336 项改革,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创新、促进消费、推动城镇化。如果我们的改革落实好了,那么这三大潜力的释放所带来的能量,将超乎我们的想象。

3

全面改革

过去五年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,改革遇到了阻力。改革红利的释放慢于预期,这导致我们不得不依赖过去的老办法维持经济增长:第一,高度依赖凯恩斯主义;第二,高度依赖房地产;第三,过度依赖信贷,经济越来越陷入信贷密集型增长;第四,在稳增长过程中,出现资源向国有企业的集中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越来越低,而风险越来越大。

去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,《人民日报》提出了“灰犀牛”一词,中国的经济风险已不再是无法预测的黑天鹅,而是大概率会发生的“灰犀牛”事件。上次遇到灰犀牛是朱镕基总理在任时,银行坏账率很高,很多人认为中国要崩溃了,但朱镕基总理很了不起,硬把中国救活了。今天同样如此,国家出问题是很正常的;如果没转变为危机,我们真的应该庆幸,说明国家很了不起,把风险控制住了。

从最近的一段时间来看,市场担忧确实达到了极致的水平,股市一度跌破了 2500 点。这不仅仅是因为贸易战,更关键的还是因为内部经济增长的质量。经济增速、基建投资、社会消费、M2 等等数据真实的展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。面对这样的挑战,尽管形势严峻,但只要我们能够做对事情,国家还是大有可为。

我认为对于今天,应当做到六个字“真减税,真改革”。

最近一段时间,中央发出了很多关键的声音,但真正要让民营企业家,特别是国际社会吃到定心丸,还是要靠行动。如果我们不能把政府的计划转化为行动,不能把改革方案落实,我们就会面临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塔西佗陷阱

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真减税?我们看美国经济的历史,“里根经济学”是美国经济最大的转折点,当时拉弗曲线提出,如果税率太高,就成了“杀鸡取卵”,这个国家的税收就会降低,这时降低税率反而可以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双赢。

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.斯密也曾说过,要想把最原始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,只需要三招:第一招不要打仗,第二招要低税,税率越低,企业家越有干劲,第三招要有法制。对于今天的中国,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,从国际比较还是民营企业的现状来讲,减税都是非常迫切的任务。

对于中国今天面临的挑战,我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解释:

成功=战略×执行

战略就是方向,方向错了,再努力也没用;方向对了但没有执行,同样是原地踏步。

今天,我们对于中国的方向确实需要进一步的明确。方向感乱了,民营企业家们就惴惴不安。吴敬琏先生认为:

虽然“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”写入了中央决议,但市场经济取向与回归统制经济模式之争不会就此消失,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。如果缺乏清醒的认识,基于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,甚至半途而废。

所以,我们需要改革开放再出发,回到当年的改革开放精神,也就是市场化、国际化与法治化,进而稳定住我们的方向感。

我认为,要从根本上回答吴敬琏老先生的问题——到底要市场经济还是回到统制经济、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发挥更大作用——从根本上要看我们的经济模式。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包括三大要素:第一,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,以市场经济为主;第二,我们是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的国家,但对投资的依赖应当有一个限度;第三,我们是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的国家,这是我们中国体制的特色。同时,我们也要看到,这样的增长模式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:国际而言,我们被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,政府的补贴破坏了公平竞争,引发了同欧盟、美国的贸易摩擦;国内而言,环境污染、腐败、债务、经济效率低下等等问题频频出现。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对过去的发展模式进行必要的反思,进行升级、转型,从而化解压力。

如何转型?就是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已经非常全面,但改革到现在遇到的问题也非常明显。不作为高级黑的出现,其实可以预期,因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,就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。所以改革实际上是对政府官员的壮士断腕。客观上来说,没有人喜欢改革,但我们为什么必须改革?中国四十年的经验一再表明,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越来越高,如果不改革,经济社会就难以维持稳定。

我们的改革方案已经非常完美,当下,改革要解决的最最紧要的事,是改变对政府官员的考核激励机制。企业家对员工有 KPI,过去官员也有 KPI,即 GDP;但现在不再以 GDP 为目标,就要再设定一个有利于改革的考核激励机制,这是整个改革最核心的环节,是不容易的。

对于中国的改革,国际上有很多误解,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改革。这是对中国国情的误读。中国的改革分三步:第一步是集权,如果不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,就难以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。十九大之后,中国改革进入第二阶段,即以经济改革为核心。十九大是中国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,十九大之前,优先任务是反腐和集权,而十九大才是真正启动改革。十九大带来了三大改变:

1、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权威,为改革的落地创造了必要条件;

2、建立了长政治周期,为改变很多老大难问题不断“击鼓传花”的现象提供了有利条件;

3、推动思想解放,从而推动落实改革。

这三大改变的结合,才能真正启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,进入改革的第二个阶段。改革的第三阶段是政治改革,需要更多时间和耐心。

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,我们走到了改革开放的一个关口,也面临各种观念和利益上的阻力。当今中国,我们确实有着多重压力、多重陷阱,重温改革开放的初心,重温改革开放的精神,准确把握改革开放的实质非常有必要。在推动思想解放方面,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关于《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团结一致向前看》的讲话,尤其是关于如何科学地改善党的领导,对于我们今天怎样推动思想解放,具有强大的现实借鉴意义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有了方向明确的改革方案,十九大也是我们改革的重要里程碑。对于中国未来,我们还是要抱有坚定的信心,如果我们把改革做好了,中国的经济没有理由不走向高质量发展。

刘胜军微财经(ID:caijingknowledg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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